互联网平台，也称为数字平台，是数字经济最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在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和美国是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国家，中美数字经济竞争很大程度体现在大型互联网平台的规模。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快、成就显著，规模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但中美数字经济仍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差距逐渐拉大。中美大型互联网平台在多个关键指标上存在明显差距：一是规模和市值差距。2021年是中美大型互联网平台市值差距拉大的关键年份，中美两国都对互联网平台加强了监管，但两国平台企业的股价反应“两重天”。二是平台核心技术差距。英美是数字技术先行者，美国引领核心技术的发展方向。我国是后发国家，数字技术创新已取得难能可贵的成绩，跟跑加快、并跑增多、领跑涌现，但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和生产工艺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三是发展的基础支撑差距。云计算是产业互联网的基石，我国的云市场仍处于培育期。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正加速从传统IT架构向云基础设施迁移，2020年云基础设施投资占IT投资的比重超过50%，但中国公有云市场规模为193.8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公有云市场规模的10.8%，占全球的6.5%。四是在产业互联网领域的差距。美国是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双腿跑”，我国则是消费互联网一枝独秀的“单脚跳”，产业互联网刚刚起步。中国大型互联网平台以C端消费互联网模式为主，选择了消费互联网横向扩张为主的流量经济发展模式，平台功能重叠，变现需求强烈。无论是粉丝经济、社交网络、直播视频，还是小程序等模式，最终都走向了带货模式，即流量变现。美国的互联网平台更重视服务传统产业。产业互联网的优势更能体现在细分领域，在各垂直行业（如医疗、零售、物流、餐饮等）和业务领域（如HR、IT管理、财务、CRM、协同管理等）都能孕育出若干专业小巨头，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市场格局。

　　2018-2021年，是中美大型互联网平台差距拉大的主要时间段，背后的原因既与我国互联网平台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也有监管方式的因素，还有国际环境的影响。

　　第一，中美互联网平台最大差别是全球化和本土化。为什么美国平台存量竞争问题不突出？因为美国是全球市场，中国主要是本土市场。美国公司天然是国际化公司，面向全球提供服务。我国多数互联网公司主要服务华人市场。全球化和本地化的差异，导致中美平台经济的天花板是不同的。本土化的中国互联网平台，由于语言文化障碍和其他一些政策原因，难以进入欧美国家市场。中美互联网平台全球化和本地化的差异，也导致平台之间的差距拉大。在资本市场中，全球市场和单国市场的估值是不同的。中国平台企业主要讲的是中国故事，是中国市场，不是全球市场，是一国估值；美国平台讲的是全球故事，是全球估值。

　　第二，中美互联网平台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有差异。美国互联网平台注重技术创新和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数字经济的历次技术其源头几乎都可以追溯到美国，当前从芯片到操作系统和主要的应用软件，美国企业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商业模式上，欧美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上，这使得它们在很多难以赚快钱的领域（如工业、农业等），反而率先普及了数字化。我国互联网平台主要依靠市场规模，而不是技术，在消费互联网领域争夺流量。中国平台经济发展遵循了以下逻辑：数字人口红利耗尽平台存量竞争中小企业与用户不满形成负面潮政府注意到变化监管风暴。比如，在交易服务类平台中，存在通过刷流量、刷评价、货不对板、发布虚假信息、店大欺客、到店无房、流量造假、虚假宣传等“流量乱象”。从专利数量来看，我国大型互联网平台比起欧美同行并不逊色，但我们的专利几乎都是应用层面的，而在芯片、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上受制于人。我国互联网平台目前这种发展模式存在脆弱性，一旦外部环境有变，就会受到巨大影响。

　　第三，杏彩体育官网登录中美互联网平台的产业竞争逻辑不同。虽然中美互联网巨头几乎都是利用平台模式做大的，但中美两国的平台竞争逻辑存在很大差异。美国平台的垄断逻辑杏彩体育，是行业的垂直深耕，在一个行业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走专业化道路。美国的互联网巨头虽然也多元化，但基本上是垂直发展，深耕行业，在某个领域做深做透做精。比如，亚马逊主要做零售，谷歌主要做搜索，苹果主要做手机，而且美国电商行业越来越呈现出一家独大的趋势，Amazon的市场份额不断提升，市场10年来少有新进入者。

　　相比之下，中国大型互联网平台的业务更为分散，尤其是头部平台，横向竞争，跨界竞争，采取多元化策略，形成生态封闭，追求范围经济。跨界竞争和超级平台是中国和亚洲数字经济独有的现象，欧美反而不明显。超级平台不仅规模巨大，还同时拥有多项基本功能，几乎能满足用户的一切生活需求，用户只用这一个APP就可以满足基本需求。例如，微信是全渠道数字生态系统，规模超过了其他任何现有的应用软件。美国并没有超级平台现象，Facebook只是一个社交软件，Facebook、WhatsApp、Instagram仅局限于短信、传播和市场营销，其近年来也在学习中国模式，但是不成功。

　　我国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垄断逻辑是超级平台和跨界通吃。超级平台利用基础服务能力形成的流量优势、数据集中优势等，通过运用杠杆，推动其垄断地位延伸到其他领域，从而在多个新领域形成“双轮垄断”。多元化导致中国平台经济派系化，数字生态恶化。腾讯系占中国全体网民使用时长的40%-45%，字节系占15%，百度系占8%，快手系占7%，阿里系占6%。而美国没有这种现象，占用户时长最多的Facebook仅为10%，Youtube占7%，其余均不超过5%，大部分为1%-2%。中央强调“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平台多元化经营产生的乱象。

　　第四，政策调整影响全球资本对我国互联网政策的判断。2021年，我国反垄断罚没金额增长了5120%，仅经营者集中处罚案件就增长了600%以上，其中90%以上的处罚对象是平台。虽然对平台的罚金额度有限，但监管政策的转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家对平台经济的长期预期，影响了平台企业对技术创新长期投入的信心。集中式监管放大了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又进一步影响了全球资本对中国互联网平台的判断，最终可能会影响到全球资本对中国营商环境的判断。

　　第五，中美互联网平台监管方式的差异。美国反垄断多方博弈，高举轻放，达到一个各利益主体都能接受的均衡结果需要较长的时间。2021年，美国反垄断看上去势头很猛，但主要还是集中在立法和诉讼两个方面，政府、法院、平台企业、社会公众多方参与角力，互相博弈，反垄断几乎没有实质结果。如图所示，2005-2021年上半年，从美国的所有反垄断案件和国会听证会来看，平台企业受到实质处罚的几乎为零。美国众议院在近几年时间内连续对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等几家大型平台企业进行听证，指责十分严厉，甚至提出5大反垄断法案，其中4项仅针对平台企业，但几乎没有实质动作。在这种预期下，美国市场投资者对于“监管重拳”反应平淡。

　　我国有关部门同时对大型互联网平台掀起监管风暴，资本市场表现比较激烈。以2018年为分界点，我国对互联网平台的政策前宽后严。2019年以后，我国主要学习和借鉴欧盟的做法，比如，引入数字守门人制度，加大平台反垄断力度。与美国不同，中国平台监管主要依靠行政执法，明确规定了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的范畴，抓典型案例，进行行政处罚。比如，在反垄断案件中，国际上长达2-3年举证与争论的类似案件，国内很多案件从立案到判决只用了2-3个月的时间。我国对平台监管方式效率高、见效快，但容易导致市场对政策的预期不稳，也容易线性外推，让消化负面信息的能力受到影响。

　　第六，美国打压科技企业和加强中概股监管。大国之间的竞争加速向互联网领域集聚，大型互联网平台正成为全球经济利益的一个容器，因为其不仅涉及国家的权利与安全，还涉及利用互联网平台争夺经济发展制高点和主导权。美国对中国平台企业实行监管化策略，围堵打压中方高科技企业与机构。一方面，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封锁制裁，谋求技术垄断和网络霸权、打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中国争夺互联网空间话语权。美国凭借资本和技术优势，企图打造“平台资本主义”和“数据资本主义”，遏制和阻碍别国平台做强做大。另一方面，加强对在美互联网企业上市公司的监管，是美国打压中国科技企业的重要手段。2021年12月，美国完善《外国公司问责法》相关的信息提交与披露实施细则，要求外国公司提供审计底稿供美国检查，否则可能3年内被勒令退市。受美国证监会强监管的影响，2021年，200多家中概股公司中约80%的公司股价下跌，跌幅80%及以上的有40家左右，跌幅40%以上的超过150家。

　　综上，我国互联网平台发展模式，既不同于美国的全球化、专业化、垂直化特点，也不同于欧盟仅有德国SAP少数平台的情形。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需要进一步统筹和优化平台治理体系。

　　当下，中美数字经济竞争归根结底是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竞争，做强做优做大互联网平台是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战略支点。解决我国大型互联网平台内卷的根本问题，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推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二是推动中国互联网平台全球化。基于上述定位和判断，提出以下建议。

　　构建统筹协同高效的监管格局。互联网平台监管需要综合运用多种工具，探索事前沟通、灵活响应、协同治理的监管格局，防范监管出现“合成谬误”与“分解谬误”，走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为此，一是加强政策统筹，强化顶层设计。系统评估和审视我国已有的互联网平台监管政策，强化政策协同，建议中央、国务院联合制定和印发《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行动方案》；强调法治，建议加快研究、制定和出台《数字经济法》。二是加强部门协同、央地联动、政企共商，扭转当前市场对互联网平台的发展预期。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的执法联动响应和协作机制，形成监管合力。建立一套更为灵活的与平台企业的交流机制，对互联网平台的一些重要决策进行事先沟通，对其中的重大战略布局进行事先的介入和干预。三是建立“监管沙盒”机制。“监管沙盒”机制提供了相对包容的空间与弹性的监管方式，形成市场创新者、监管者与消费者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建议在试验区和示范区探索平台经济治理的“监管沙盒”机制。

　　建立明确的互联网平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如今的当务之急是消除数字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给互联网平台以信心。监管的目的是引导平台企业放弃“赚快钱”的低端做法，逐步转移到拼研发、拼技术上来，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平台企业可以进入什么领域，不可以进入什么领域，亟须建立“红灯”机制。建议有关部门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中专门建立数字经济投资、经营负面清单及清单细则，明确禁止进入领域。在“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大原则下，政府部门以恰当的方式承诺10-30年长期不变，以稳定企业投资信心。

　　优化大型互联网平台科技创新生态。数字技术创新和产业竞争呈现出平台化和生态化趋势，平台型技术创新体系是未来竞争的制胜点。建议有关部门加强数字经济全产业链生态布局的顶层设计，一是通过专项资金、政策支持、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和支持互联网企业转型产业生态创新，为中小企业创新提供机遇、生态和保障。SaaS是云计算发展的优先选项，是生态体系的核心要素，是中美数字技术竞争的焦点之一，建议以SaaS领域为切入点，加强行业安全和服务标准建设，建立高联动、标准化的SaaS产业生态圈。二是推动大型互联网平台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支持平台企业承担国家重大技术专项，鼓励平台在AI芯片、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区块链、操作系统等领域进行原创性创新，开展引领性科技攻关。三是为平台型技术创新生态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支持平台企业成立国家产学研创新实验室、发展开源社区、引进全球专业人才等。

　　从反行业垄断转向反超级平台垄断。美国是行业垄断，中国是跨行业垄断，不宜照抄欧美的监管模式。建议监管部门实现监管重点转型：一是从反行业垄断到反跨行业垄断，定义跨界竞争和超级平台，超级平台按生态位与规模，对其他平台可以形成打击影响的与无法对其他平台形成影响的，对可引发系统性风险的与无法引发系统性风险影响的，需要区别对待。二是从反寡头竞争转向反寡头垄断，关键指标为是否存在市场进入，存在有效市场进入的即为寡头竞争。三是从反供给垄断到反需求垄断，明确反垄断法重点保护消费者福利，对造成消费者价格上升、服务质量下降的，从严监管，加强查处。

　　鼓励平台出海与实施对等开放。互联互通只是进一步降低国内经济交易成本的权宜之计，最终解决办法还是平台出海，参与国际竞争。建议商务部门加大推动、参与和建立数字经济贸易体系与规则的力度；从商业交易平台、基础设施平台等轻意识形态的行业切入，对中国数字企业海外投资并购等领域保持包容审慎的态度；逐步对海外大型互联网平台实行对等开放，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

　　积极应对海外对我国平台经济的监管风暴。逆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监管已沦为产业保护工具。我国互联网平台走出去，将受到其他国家的和反垄断。建议相关部门在法律政策和标准规范等层面，做好应对数字贸易保护主义、对等反制的前瞻性研究并及时储备政策工具。

　　【注：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与治理协同互促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ZD070）研究成果】

　　③钟春平、刘诚、李勇坚：《中美比较视角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经济纵横》，2017年第4期。